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清明”与“上河”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
 
”；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地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对扇子的考证叫人折服。《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这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拂暑驱蝇，但是在北宋这个时期还另有它用。扇子除有题诗作画、扑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这一风俗由来已久。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对方心神领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由此看来“便面”习俗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