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张择端的身世之谜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